一、引言

长久以来，解决教育贫困问题一直是改善民生和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工作。为解决教育贫困问题，提高教育普及程度，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6年教育部联合各部委先后印发的《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和《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等，教育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纾解。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覆盖率达到98%以上，基本实现全面覆盖，同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也从2012年的91.8%上升到2019年的94.8%。然而同时要注意的是，农村教育贫困问题仍然显著。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为10.7%，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农村初中阶段学生毛辍学率已上升到了15.5%。此外，王烽也指出2016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虽已达到93.4%，但由于辍学现象集中在农村学生群体，该数据依旧令人不安。为解决农村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辍学问题，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持续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专项行动，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可见，深入探讨农村教育贫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农村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教育投资不足。教育投资包括微观教育投资和宏观教育投资两部分：微观教育投资是学生本人或者学生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包括支付学费、购买各种图书资料和学习用品等等；宏观教育投资是政府和其他部门对教育的投资，包括构建校舍、购置先进的教学设备、支付教师薪酬等等。对农村人口而言，微观教育投资对其构成的经济压力较大，可能需要增加收入才能够负担得起；对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农村教育贫困人数较多，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农村宏观教育投资无疑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更有效地纾解农村教育贫困。
    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作为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低阶层和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惠民措施，其发展给农村人口提供了更多申请教育贷款的机会，也可促进农村人口个人收入得到提高，还可使地方经济得到增长。也就是说，普惠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教育投资，包括微观教育投资和宏观教育投资，从而能够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推动力量。此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普惠金融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所以，需重视普惠金融对教育贫困、尤其是农村教育贫困可能存在的纾解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存在纾解效应吗？该纾解效应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是否受到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作用机理，同时讨论了该边际纾解效应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拓宽了农村教育贫困的研究边界；第二，文章采用教育贫困FGT指数，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方面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作用效果；第三，本文使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尝试解决遗漏变量空间滞后项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提高了实证结论的严谨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普惠金融服务于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性质使其可以起到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作用：首先，普惠金融通过直接（教育贷款）和间接（增加个人收入、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降低农村人口进行教育投资时面临的经济压力，农村教育不均等状况得到减缓，农村教育贫困强度得以纾解；然后，随着农村教育不均等状况的减缓，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会不断变长，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与教育贫困线相对距离会进一步缩短，农村教育贫困深度得以纾解；再后，随着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与教育贫困线相对距离的缩短，最终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会超过教育贫困线，实现教育贫困脱贫，教育贫困的农村人口数量减少，从而农村人口教育贫困发生率降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得以纾解；最后，随着农村人口教育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全部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及其人均受教育年限均超过教育贫困线，实现农村人口全面教育贫困脱贫。
    然而，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时会发现：初期阶段，普惠金融的发展是通过解决农村人口资金流动问题进而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后期阶段，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在前期已经取得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通过直接解决农村人口资金存量问题进而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因此，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在不同的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又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此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情形越来越多，距离相近的地区在各方面的发展上会存在相似性，从而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顾宁和张甜（2019）进一步证实，普惠金融对经济贫困的缓解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贫困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教育贫困能够得到纾解，因此本地普惠金融对邻地农村教育贫困也可能存在纾解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存在纾解效应，且其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路径主要包括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两种。直接路径：普惠金融服务机构给教育资金流通不畅的农村人口提供适宜的教育贷款，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最终实现农村教育贫困的有效纾解。间接路径：第一，普惠金融通过给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从而提升其收入，而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又能够缓解教育贫困，所以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达到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效果；第二，由于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又对教育贫困存在显著的缓解作用，因此，普惠金融又能够通过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起到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间接纾解路径要通过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因素，但由于家庭教育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贫困存在负向影响，即家庭教育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贫困的程度越低，而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可知，当家庭教育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值时，每增加一单位家庭教育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其对教育贫困的纾解程度就会变低，进一步推导出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家庭教育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间接纾解教育贫困的边际效应会受到家庭教育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初始值高低的影响，继而影响普惠金融对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三、变量选择及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指数；其他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教育投资。
    （二）研究设计

首先，考虑到普惠金融服务中对农村教育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从2007年8月开始实施，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文章选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18年这11年的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本文采用含平方项、交叉项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文建立模型时加入了公共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最后，计算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此外，由于本文使用的模型包含平方项和交互项，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计算过程中存在可变数值，文中借鉴Elhorst等（2020）的方法处理该问题。

四、实证分析

（一）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均存在显著的纾解效应，并且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是非线性的，呈现出倒“U”型趋势，即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存在一个门槛值，当普惠金融指数小于该门槛值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增加而增加；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该门槛值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增加而降低。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的特征。此外，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的边际纾解效应不受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影响，而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深度和强度的边际纾解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边际纾解效应会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初始值越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越弱。
    （二）时域内的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2008～2018年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时域内的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数据表明：若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高于普惠金融的增长，那么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减小，即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
    （三）空域内的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首先通过计算2008～2018年各省域普惠金融指数均值、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均值、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将31个省份进行分类，所得均值大于指标样本总体均值，属于指标高值组；小于指标样本总体均值，属于指标低值组。再计算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空域内的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本地普惠金融对邻地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受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第二，只要普惠金融指数足够高，本地普惠金融对本地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受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就会变低；第三，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份，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整体情况更好，且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次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并实证分析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存在显著的纾解效应，且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第二，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教育贫困均存在显著的纾解效应，同时二者与普惠金融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即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第三，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时域短期、长期直接和间接效应表明，当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率较高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第四，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空域短期、长期直接和间接效应说明，对于那些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或一直很低），但仍然存在农村教育贫困的省份，提高普惠金融能够进一步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第五，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该空间溢出效应会被大幅削弱，出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间接效应均不显著但仍为负值的结果。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解决农村教育贫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流程，放宽农村人口教育贷款约束条件，疏通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渠道；第二，不同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存在巨大差距，为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政府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普惠金融指数较高的省份，政府应采取措施保证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能够保持稳定或持续上升，对于普惠金融指数较低的省份，政府应提供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实现当地普惠金融更快速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其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作用；第三，由于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果受到当地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地政府为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功效，应结合当地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情况调整相关普惠金融政策力度。